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可以说仍是阴云未散，晴天难期。全球经济格局处在极其不稳定的变动、甚至撞击之中，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

        二是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为赶超发达**，发展中**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发达**纷纷采取“再制造业化”战略。这使得发达**和发展中**的分工关系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在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致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处在价值链两端的发达**，而发展中**的国际竞争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是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日趋复杂。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种各样新的区域合作倡议和机制不断推出。这在深化区域合作的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贸易发展的进程。

       四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日益增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有明显加强的趋势，地缘政治危机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呈现多发性、尖锐性、难以预测性。

　　从内部环境来看，新的*显著变化是发展受到约束的广度和强度****。一是发展**水平不够高和老龄社会过快来临之间的矛盾凸显。在发展水平与发达**还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而依靠社会赡养的人口相对增多，2014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总人口的15％，大大超过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提高劳动生产率迫在眉睫。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尖锐。转型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于科技创新。然而，近些年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们多年来强调的增长动力的转换，用“青黄不接”这一成语形容并不为过。

      三是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新压力与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新要求之间矛盾**。在人口集中居住的东北黑河至西南腾冲的胡焕庸斜线东南地区，空气、水、土地的承载能力及污染程度，可以说，大都到了极限。

      四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的渴望之间矛盾突出。据**统计局测算，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3。这一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长期存在的过大收入差距，引发了或者加重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另外，我国近2亿非城镇户口的城市常住人口与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社会和谐、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也会从产业发展、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向我们提出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将是经济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